借款纠纷案件中“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的认定
民间借贷
宋律师
2023-08-28
裁判观点：小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对管辖法院进行了约定，但是，在无证据证明该选择的管辖法院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双方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出借人为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应认定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与秦某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主合同,与德利中天公司、蔡某某之间的担保合同为从合同,湖北消费金融公司在本案中一并起诉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与秦某强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第13条明确约定：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是，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未提供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案涉合同的实际签订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同时，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借款人秦某强的住所地在河北省赵县，均不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此类小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用以证明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就此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的“异地”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公法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本案中，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所在地的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和秦某强住所地赵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住所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与本案情形类似的借款方众多且住所地分散，为统一裁判尺度、服务金融监管，本案由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管辖为宜。
索引：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秦某强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号：（2023）最高法民辖26号
发布日期：二Ｏ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裁判观点：债权转让后因原基础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一般应当依原基础合同确定管辖法院。在原基础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未生效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原基础合同为借款合同，出借人为接收还款货币的一方，可将出借人住所地认定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从本案起诉的情况看，山东云盛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主张系依据债权转让合同中自福建永鸿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处受让取得的债权，提起本案诉讼。债权转让后因原基础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一般应当依原基础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中关于管辖作了“如发生争议向债权人（最终受让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该条款由于在约定时最终受让人并不确定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参与缔结该条款，故上述管辖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在借款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未生效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关于“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中出借人为合同约定的接收还款货币的一方，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州农商行）系本案基础合同的出借人，可以认定为接收还款货币一方，潞州农商行住所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潞州农商行住所地为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本案可以由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管辖。
索引：山东云盛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王某某追偿权纠纷案
案号：（2023）最高法民辖47号
发布日期：二Ｏ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声明：本文来源“裁判文书网”、“小甘读判例”；看法网duim.cn编辑整理。
用案例解读法律条文，用裁判观点释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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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观点：小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对管辖法院进行了约定，但是，在无证据证明该选择的管辖法院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双方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出借人为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应认定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与秦某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主合同,与德利中天公司、蔡某某之间的担保合同为从合同,湖北消费金融公司在本案中一并起诉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与秦某强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第13条明确约定：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是，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未提供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案涉合同的实际签订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同时，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借款人秦某强的住所地在河北省赵县，均不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此类小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用以证明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就此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的“异地”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公法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本案中，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所在地的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和秦某强住所地赵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住所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与本案情形类似的借款方众多且住所地分散，为统一裁判尺度、服务金融监管，本案由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管辖为宜。
索引：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秦某强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号：（2023）最高法民辖26号
发布日期：二Ｏ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裁判观点：债权转让后因原基础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一般应当依原基础合同确定管辖法院。在原基础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未生效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原基础合同为借款合同，出借人为接收还款货币的一方，可将出借人住所地认定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从本案起诉的情况看，山东云盛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主张系依据债权转让合同中自福建永鸿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处受让取得的债权，提起本案诉讼。债权转让后因原基础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一般应当依原基础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中关于管辖作了“如发生争议向债权人（最终受让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该条款由于在约定时最终受让人并不确定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参与缔结该条款，故上述管辖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在借款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未生效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关于“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中出借人为合同约定的接收还款货币的一方，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州农商行）系本案基础合同的出借人，可以认定为接收还款货币一方，潞州农商行住所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潞州农商行住所地为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本案可以由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管辖。
索引：山东云盛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王某某追偿权纠纷案
案号：（2023）最高法民辖47号
发布日期：二Ｏ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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